两大开国元帅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无可否认，纵观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彭德怀与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在失去军权的时候，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升职的1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博古等人自知缺乏军事才干，对指挥打仗一窍不通，因此很需要这样喝过苏联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担当大任。临时中央对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军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浪尖。

　　这时候的，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彭德怀、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彭德怀、等人在读到了这些文章后，以他们自井冈山以来追随、朱德对游击战争的深刻领会，对这种偏颇的认识很有看法，认为在这种时候打正规战完全脱离了红军的实际。性情耿直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深为不满，语调生硬地说：“按他的说法打下去，与硬对硬地拼，红军这点老本就要输光了，我们在中央苏区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应该说，两位红一方面军的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他们从战争的实践中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因而对的文章大为反感。这件事使他俩对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使彭德怀更是视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

　　这时期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一来就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渡过赣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南丰，并要求“前方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绝对地执行这一战略计划”。周恩来等人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很不赞同这种战略，几次电告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南丰。而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于1933年2月4日语气严厉地电告周恩来等：“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在这种情形下，前方局只得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周恩来愤慨地与朱、王联名再次电告临时中央，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给前方局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担任主攻南丰的是红三军团。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在电话中对周恩来抱怨说：“哪个出的鬼主意嘛？这南丰城易守难攻，我们才这么一点穷家底，打得下来么？”

　　周恩来也有难言之苦，只能相劝：“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决定，命令都下达了，还是打吧。”

　　“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彭德怀怒气冲冲地放下了电线日傍晚，红三军团向南丰城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坚固工事猛烈反击。红三军团激战大半夜，城外的敌堡摧毁尚不及一半，就伤亡了400多人，牺牲三师师长彭敖和两个团长，红军的进攻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所压制。

　　彭德怀接到报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损了400多官兵，这可是红三军团经受不起的重创呀！他跺着脚骂道：“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么子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在瞎指挥！由着他这样搞下去，我们打得个鬼赢？！赶快给我撤！”

　　周恩来等人了解到战讯，也是心痛不已。更为严重的是：增援之敌已纷纷出动，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的红三军团。面对攻城红军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前方局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临时中央和后方局，就传令红三军撤出南丰战场。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线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彭德怀不明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的头上。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战后，彭德怀对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这样的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增加了几分恼怒。

　　彭德怀在军事理念上把看成是洋派教条主义的干将，的确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事实上，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之后，当初发表针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心地和动机是希望红军能够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军事阅历，一贯重视部队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

　　然而，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最终获胜等铁的事实，让他认识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从10万到40万兵力的“围剿”，完全来自于“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机会，就主张把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中，力求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

　　1934年5月10日，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呼吁般地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人战斗。9月10日，他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以更深的认识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对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红军特点和苏区战争规律，只会“图上作业”的瞎指挥非常反感，在职权范围内屡屡纠正李德的错误部署，以致于洋顾问对他非常恼火，甚至当众讥笑他，说他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还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事后不久，临时中央又免掉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遗憾的是，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前嫌，性格倔犟的彭德怀也未能寻机与沟通思想，消除隔阂。